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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伏将至，朝臣们正自忙着处置政务，岂料太学祭酒卫绾在长安周报的一篇撰文，彻底震撼了大汉朝野。
卫绾身为帝师，本就地位超然，加之担任太学祭酒二十载，执名士之牛耳，深受天下士人敬仰，其影响力何其之大。
在皇帝刘彻的刻意引导下，卫绾多年来皆在太学试着推行海纳百川的所谓“汉学”，而卫绾此篇撰文，正是意图彻底奠定汉学地位，名为《汉学当立》。
何为汉学？
汲百家之涵养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之汉室新学。
汉初数朝皆采休养生息的国策，故崇尚“无为而治”的黄老之学，“无为”倒非一味消极，立意主旨乃是“无为则无不可为”，故学风和政风都颇为开明，尤是文坛风气隐有恢复先秦百家争鸣的趋势。
若非史上汉武帝出于“大一统”的需求，搞出“儒皮法骨”的独尊儒术，且后世汉人不了解其真实本意，将武帝借助儒家的手段扭曲为最终目的崇儒，使得儒家借机做大，玩命的打压诸子百家，华夏历史或许会有另一番风貌。
后世儒吹多是叫嚣“若无儒家，何来华夏文明数千年传承”，岂不可笑？
刘彻穿越后，也曾想过要改变儒生“孔子独圣”的傲慢心态，然不肯变通的腐儒太多，他没精力也没心情与腐儒们耗下去，索性大力扶持儒家中最为识趣的公羊学派，以此裂解儒家。
胡毋生为首的公羊理论派宗师大量进入太学，将公羊春秋与韩非子中的刑名之学加以糅合，求同易异，并以韩非子为根基，公羊春秋为佐辅，撰写了诸多主次分明的学理著作。
随着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复起，非但儒家发生了裂变，以黄老学说为根基的大汉道家学派也渐渐发生了转变。
太史令司马谈耗去十载光阴，重新编撰了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各家的典籍，并为先秦诸子作传，且撰写了《论六家之要旨》，认为各家思想互有短长，唯道家思想最能综合各派之长，“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”。
饶是有皇帝刘彻的支持，然想要以兼容并蓄的道学将诸子百家的精髓融汇贯通，成为整个民族的思想主干，仍是面临着极大的困难。
刘彻也想保持开明学风，既不打算独尊道学，更不可能独尊儒术，禁锢臣民乃至后世子孙的思维，实在是遗祸千古。
然哲学乃是文明的底层架构，成体系且得到绝大多数族人认同的哲学思维，是民族凝聚的基础，也是文明延续所必须的承载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