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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言，道衍亦是忍俊不禁了起来。
“没想到张真人说话倒是有趣得紧。”
“道衍大师见笑了。”
张宇初为道衍沏了杯茶，随后给自己添了些茶水，又喝了口茶方才说道：“子贡曾向孔子提出‘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（怎样做才能称得上是士）’的问题，孔子答曰：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
“若是说后世的经学、玄学、理学，尤其是程朱理学，真正从原始儒学身上继承点什么的话，那么恐怕就是在‘性、情、无’这三个概念上是与其一以贯之下来的至于其他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早就被改的面目全非了。”
道衍则是笑着摇了摇头。
“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现在的理学恐怕是做不到的吧？”
这里便是要说，《论语·子路》的这段问答中，孔子他老人家对于‘士’这个官吏阶层的亲自定义，就是在两点，一是要行己有耻，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；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。
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，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，而这两方面的统一，则是一名合格的士，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。
咳咳，要是真的按照孔子他老人家的概念来划分，那其实现在的程朱理学所谓的士大夫，在后一点上也是很多士大夫都做不到的。
便如姜星火前世时清代学者颜元在《存学编》里对宋明理学家，那句扎心到极点的批判一般。
——平时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。
道德水准到位就已经是优秀士大夫了，办事能力什么的就别强求了。
所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，怕是不太行。
张宇初闻言也是一愣，旋即失笑道：“从《儒效》上那套搬出来的，倒也贴切。”
这句话要是换了旁的普通老百姓坐在他对面，恐怕压根就不知道张宇初在说什么。
说实在的话，在华夏古代的辩经过程中，最让人头大的便是文人们非常喜欢引用层出不穷的典故。
为什么要引用这些典故？
原因无他，就跟姜星火前世网际网路大厂的黑话一样，什么颗粒度、什么用户心智、什么私域流量.说白了，就是一把能够有效区别门内外之人的钥匙。
